跟隨杜甫游洞庭之十三
旅殯岳陽：千秋萬歲名，寂寞身后事
□潘剛強
杜甫晚年寓居長沙，北歸無望。“杜陵老翁秋系船，扶病相識長沙驛。”（《惜別行送劉仆射判官》）“亂離難自救，終是老湘潭。”（《樓上》）這位“杜陵老翁”開始自稱“老湘潭”。他最終寫下絕筆之作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》，將人生最后的終點留在屈原自沉的汨羅江。“應共冤魂語，投詩贈汨羅。”（《天末懷李白》）我們不難發現，或許在他懷念李白的詩中就埋下了伏筆。《夢李白二首·其二》：“浮云終日行，游子久不至……千秋萬歲名，寂寞身后事。”
當時李白蒙冤流放，三峽途中遇赦放還，下江陵直奔洞庭而去。杜甫聽聞李白流放，非常擔憂，日夜思念。杜甫知道李白的狂浪性格，面對亂世危局，十分擔憂其未來處境。此詩寫作三年后，上元三年（762年）李白病逝于當涂。又過了八年，大歷五年（770年），杜甫病逝于岳陽。兩位詩友雖說未曾再次握手，但他們先后追尋屈原行蹤，游歷洞庭湖，登臨岳陽樓，為瀟湘勝境留下了千古流傳的不朽詩章。李白《與夏十二登岳陽樓》：“樓觀岳陽盡，川迥洞庭開。”杜甫《登岳陽樓》：“昔聞洞庭水，今上岳陽樓。”李白說：“巴陵無限酒，醉殺洞庭秋。”（《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》）杜甫說：“夜醉長沙酒，曉行湘水春。”（《發潭州》）從這些似曾相識的字里行間，我們不難想象，他們在醉里夢鄉何曾不是攜手同游舉杯相和呢？
唐憲宗元和八年（813年），著名文學家元稹應杜甫嫡孫杜嗣業（宗武之子）的請求，為杜甫靈柩的遷葬撰寫墓志。元稹嚴謹按照唐制規格，在《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》清晰說明：杜甫“扁舟下荊楚間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陽。享年五十九。”元稹特意注釋說，杜夫人楊氏四十九年而終。次子宗武，病不克葬，他臨死前將靈柩歸葬之事交給了兒子嗣業。“嗣業貧無以給喪，收拾乞匄，焦勞晝夜，去子美歿后余四十年，然后卒先人之志，亦足為難矣。”元稹代擬銘曰：“維元和之癸巳，粵某月某日之佳辰，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。嗚呼！千歲而下，曰：此文先生之古墳。”元和癸巳，離杜甫逝世僅四十三年，它是離杜甫逝世最為親近的記載。
為什么說元稹《杜工部墓系銘》可信呢？元稹在元和四年（809年）提拔為監察御史，三十一歲年輕氣盛又才華出眾，初登官場就大膽劾奏不法官吏，結果遭受排擠打擊。次年降為江陵府士曹參軍，從此開始十余年的貶謫生活。元和八年（813年）徙唐州（今河南省唐河縣），元稹隨軍平亂，班師路過洞庭湖，他寫下《湘南登臨湘樓》《晚宴湘亭》等詩，可見潭岳之行有些時日。《洞庭湖》：
人生除泛海，便到洞庭波。
駕浪沉西日，吞空接曙河。
虞巡竟安在，軒樂詎曾過。
唯有君山下，狂風萬古多。
宦海浮沉，旅途艱辛，洞庭湖自古就是仁人志士的思想湖、文化湖。面臨君山島，乾坤日夜浮的大湖氣象，令人想起舜帝南巡，黃帝張樂，如今遺跡何在？唯有萬古狂風，依然呼嘯而來。元稹此詩，表達其被貶謫后的抑郁之情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，遇見杜公嫡孫，受托撰寫墓志，他心中的悲涼之感借此盡情傾訴。
江陵則荊州古稱，荊楚屬九州之一。秦屬南郡，定治江陵。唐肅宗上元元年（760年）升荊州為江陵府，岳州歸屬荊南節度使。據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載，岳州管轄巴陵、華容、湘陰、沅江和昌江五縣。巴陵南至潭州五百五十里，西北至江陵府五百七十里。湖湘水路抵達江陵府，應當是常見的舟楫之旅。元稹記載杜甫漂寓江陵，扁舟下荊楚，旅殯岳陽，沒有提及卒葬墓地的所在之處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就在這個重要節點，唐憲宗元和四年（809年），昌江縣治因水土輕薄而下遷二十里，即今日平江縣城漢昌鎮。五代十國時期，唐亡，昌江屬后梁。后唐同光元年（923年），梁亡，昌江屬后唐。為避莊宗祖父李國昌諱，改昌江縣為平江縣，仍屬岳州。如此多的變故，也就很少有人細究平江杜甫墓祠了。
最早對耒陽杜墓提出質疑、考證杜甫旅殯岳陽的是北宋學者王得臣。
王得臣，字彥輔，自號鳳臺子。安州安陸（今湖北安陸）人。幼年師事鄉人鄭懈及泰州胡瑗，又與程頤友善，學問廣博，以文學馳名當時。《麈史》是王得臣晚年所整理的筆記，其寫作目的也十分明確，即“自朝廷至州里，有可訓、可法、可鑒、可誡者無不載”。王得臣在北宋治平年間（1064—1067年）出任巴陵縣令，距滕子京重修岳陽樓約二十年，對岳陽樓當然特別看重，他曾經實地考證了幾件事。
岳陽樓上立有一個石柱，摩刻“謝仙火”三字，其碑記說大文豪歐陽修《集古錄》載：大中祥符年間（1008—1016年），岳州華容縣玉真宮被雷劈起火，宮殿燒毀，唯有一根大柱留下來，發現柱上倒書“謝仙火”三字。民眾不解其意，求問衡山的何仙姑。她說謝仙是天上的雷部鬼神，夫婦二人掌行火于世間。既是如此，人們便把它“復制”到岳陽樓來了。又說太守滕子京也請教過永州何仙姑，仙姑說是雷部中神，昆弟二人，并長三尺，鐵筆書之。王得臣認為不對，人世間說是神仙寫的字較多。記得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新市鎮有一座覺海寺，始建于唐元和十年（815年）。此后寺院多次焚毀，北宋重修，其碑云皆唐時所建。殿宇宏壯，離地三二尺高的殿柱上，刻有“謝均李約收利火”十余字。巨材髹漆，積久剝落。王得臣請他的朋友、后任德清縣令的孫載以紙墨搨之，果然與岳陽字大小一同。孫載解釋說，這是伐木工人刻下的標記：“夫伐木于山者，其火隊既眾，則各刻其名，以為別耳。凡記木，必刻于木本。營建法本在下，故倒書。”并不是什么“雷書”，由是知何仙姑之妄也。
岳陽西瀕大江，夏秋倒灌，洞庭水平，望與天際，人行船泊極為不便。滕子京謫守巴陵郡，計劃三大政績工程：重修岳陽樓，興建學宮文廟，修筑偃虹堤。滕子京請范仲淹作了《岳陽樓記》，請尹洙作了《岳州學宮記》，請歐陽修作了《偃虹堤記》，“岳陽三記”碑刻傳于世甚多。王得臣上任，首訪偃虹堤。郡人曰：“滕未及作而去。”原來偃虹堤來不及開工，滕子京就被調往蘇州了。歐陽修《偃虹堤記》的功德碑，卻依然廣傳。
《麈史》還有一則：吳淞江有洞庭山。韋蘇州詩、皮陸唱和所言“洞庭”，及近時子美詩曰“笠澤鱸肥人膾玉，洞庭橘熟客分金”，皆在吳江矣。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，即酈道元《水經注》云：“洞庭之陂乃湘水，非江水。”蓋斥此湖耳。王得臣發現，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，“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”，把他們的詩都刻上，這就搞錯地方了。
王得臣認為，這些逸事不能讓它以訛傳訛。岳陽樓“謝仙火”石柱碑刻，推測應當是在他的任內拆除。太湖洞庭山詩也應與岳陽洞庭湖詩區別開來。作為巴陵縣令，他如此直率地處理前任上級且大臣名家的“遺留問題”，還如實收錄《麈史》書中。王得臣《麈史·序》曰：“其間自朝廷至州里，有可訓、可法、可鑒、可誡者無不載……名曰《麈史》。蓋取出夫實錄，以其無溢美、無隱惡而已。”這位學者型的賢臣，其治學為政之道無容置疑。
王得臣對于史料的鑒別能力極強，關于杜甫卒葬耒陽的否定，他在《麈塵·辨誤》中說：“世言子美卒于衡之耒陽，故《寰宇記》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，不知何緣得此。唐《新書》稱耒陽令遺白酒牛肉，一夕而死。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。大歷三年二月始下峽，流寓荊南，徙泊公安。久之，方次岳陽，即四年冬末也。既過洞庭入長沙，乃五年之春四月。遇臧玠之亂，倉皇往衡陽，至耒陽，舟中伏枕，又畏瘴，復沿湘而下，故有《回棹》之作，云：‘舟師煩爾送，朱夏及寒泉。’又《登舟將適漢陽》，云：‘春色棄汝去，秋帆催客歸。’蓋《回棹》在夏末，此篇已入秋矣。繼之以《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》云：‘北歸沖雨雪，誰憫弊貂裘。’則子美北還之跡見此三篇，安得卒于耒陽耶？要其卒，當在潭岳之間，秋冬之際。按元微之《子美墓志》稱：‘子美孫嗣業，啟子美柩，襄袝事于偃師，途次于荊。拜余為志，辭不能絕。’其系略曰：‘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、參謀軍事，旋又棄去。扁舟下荊楚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陽。’近時故丞相呂公為《杜詩年譜》，云：‘大歷五年辛亥，是年還襄漢，卒于岳陽。’以前詩及微之之志考之，為不妄。但言是年夏，非也。”
王得臣從《回棹》《登舟將適漢陽》和《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》三篇北還之跡，以及元稹《子美墓志》，論證杜甫“安得卒于耒陽耶？要其卒，當在潭岳之間，秋冬之際。”宋神宗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，呂大防《杜工部年譜》和《韓吏部文公集年譜》問世，稱為作家年譜的兩部開山之作。呂公《杜詩年譜》以前詩及元稹《子美墓志》考證，為不妄，但呂公認為杜甫卒于辛亥（大歷六年）是年夏，那就錯了。
王得臣《麈史》還有一段詩話，為考證杜甫卒葬地作出了重要貢獻。宋神宗熙寧初年（1068年）王得臣尊旨考察官員，泊報慈寺。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所為詩。見其清苦平淡，有古人風。徐屯田《過杜工部墳》詩云：
水與汨羅接，天心深有存。
遠移工部死，來伴大夫魂。
流落同千古，風騷共一源。
江山不受吊，寒日下西原。
徐介，字之休，陽翟（今河南禹州）人。宋仁宗時歷任乾德令、同監西溪鹽倉，改著作佐郎。官至屯田郎中（或員外郎）。有詩集，已失傳。其詩清苦平淡，為歐陽修、王得臣所稱賞。《全唐詩》誤作唐人收入。《宋詩紀事》卷二五收徐介此詩。題為《耒陽杜工部祠堂》，詩曰：“手接汨羅水，天心知所存。固教工部死，來伴大夫魂。流落同千古，風騷共一源。清凝傷往事，斜日隱頹垣。”
王得臣《麈史》收錄徐屯田《過杜工部墳》，“水與汨羅接”句，顯然并非耒陽墳，而是直指平江杜甫墓。這才有頷聯：“遠移工部死，來伴大夫魂。”汨羅江地處潭岳之間，屈子沉潭之處，杜甫南征歸夢之行，正是追尋屈子而去。一條汨羅江，屈子在下游水中，杜公在中游岸邊，又有傳說李白“不尋飯顆山頭伴，卻趁汨羅江上狂。”（辛棄疾《憶李白》）唐宋詩壇軼事，李白、杜甫與屈原三位忠諫詩人同歸于汨水。“固知天意有所存，三賢所歸同一水。”（韓愈《題杜工部墳》）風騷同源的平江杜工部墳，無論“清凝傷往事，斜日隱頹垣”，還是“江山不受吊，寒日下西原”，日落西照的汨羅江，就是這樣自東向西流入洞庭湖。
王得臣曾任巴陵縣令，考證杜甫“旅殯岳陽”最有說服力，《麈史》與徐屯田詩，后來成為重修平江杜甫墓祠的鐵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