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彭仁滿
公元1046年，慶歷新政的余燼未冷，范仲淹在河南鄧州收到一卷《洞庭秋月圖》。展開畫軸，磊石山十二峰如青螺倒懸洞庭，山腳汨羅淵水波如鏡。
此時，滕子京正將磊石山上唐代岳陽樓的殘存梁柱、雕花青石秘密遷筑巴陵新城。這座盛唐文人筆下的楚文化精魂鑄就的天下名樓，自此風(fēng)流于岳陽城頭千年。
當(dāng)范仲淹在《岳陽樓記》中揮毫“予觀夫巴陵勝狀，在洞庭一湖”時，月光穿破時空的帷幕，悄然映照著湖畔那座被遺忘的磊石孤山。今人只道岳陽樓在湖畔巍峨，卻不知這座名樓的“岳陽”原點，早已在磊石山下生根千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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磊石山并非尋常丘陵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：“岳州本巴陵縣，古羅子國地，在磊石山西南。”《元豐九域志》：“岳州巴陵縣，舊治磊石山南，后徙今治。”兩部官修地志的筆鋒如鑿，將岳陽城原始坐標(biāo)刻在磊石山麓——三國東吳所筑巴陵城，正是岳陽城最初的血脈胚胎。
“岳陽”之謎的鑰匙，藏在“天岳”二字間。洞庭湖口的磊石山海拔近百米，控扼湘資沅澧汨與大江六水歸流之要沖，恰是《說文解字》所載“主四方之水”的“大岳”化身。《荊楚歲時記》注文：“巴陵天岳，乃洞庭東陵之鎮(zhèn)。”
磊石山古名“洞庭山”，亦號“東陵”，唐代《岳陽風(fēng)土記》殘篇“磊石山，岳陽之望，俗呼天岳”。敦煌遺書《葉凈能詩》記載唐玄宗問道士：“洞庭天岳在何所？”答曰：“巴陵磊石山是也。”
張說《岳陽樓石銘序》明證：“開元三年，新作斯樓于洞庭之涘……以妥湘靈”。明人范致明在《岳陽風(fēng)土記》中踏訪過廢墟：“磊石山軒轅臺側(cè)有古樓基，傳為張說故址……石柱尚存。”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：“岳州城樓，望洞庭東陵如案。”
李白寫“樓觀岳陽盡，川迥洞庭開”，杜甫寫“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，《岳陽風(fēng)土記》記載的奇觀“磊石山望洞庭，日月若出沒其中”——正是真實畫卷。
幾百年后，滕子京將殘樓北遷今址，南宋王象之在《輿地紀(jì)勝》中留下證言：“岳陽樓初在磊石山，慶歷間滕子京徙筑巴陵城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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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仲淹“銜遠(yuǎn)山”的秘密在此昭然。磊石山如鷹，鷹喙巖正對百里外的南岳；“吞長江”的玄機(jī)是江水自北奔涌至十二洞天，與鏡湖激蕩旋入地下溶洞。
捧起《楚辭》，驚覺范公筆下處處是其幽微倒影。“朝暉夕陰”實為時空儀式，投射為“登昆侖兮食玉英”的楚地玉祭，“靜影沉璧”就悄然復(fù)活獨清獨醒的鏡像倒影。
“淫雨霏霏”時，《涉江》的苦雨穿越時空而來，“霰雪紛其無垠兮，云霏霏而承宇”。“濁浪排空”之際，《哀郢》的悲鳴在波濤中回響：“皇天之不純命兮，何百姓之震愆？”待到“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”，《招魂》中險惡之境重現(xiàn)“雄虺九首，往來儵忽”。
春和景明時，“岸芷汀蘭”在“沅有茝兮澧有蘭”的暗香中浮動；“沙鷗翔集”藏著《湘君》“鳥次兮屋上”的輕盈；“浩浩湯湯”分明是《懷沙》“浩浩沅湘，分流汨兮”的回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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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仲淹將屈原沉江的磊石山設(shè)定為隱形的中心坐標(biāo)，使“北通巫峽，南極瀟湘”暗指通向楚辭圣地的水路。“遷客騷人，多會于此”的“此”，實乃屈原魂歸的磊石淵藪——賈誼憑吊、李白醉吟、杜甫涕泣的歷史磁場在此凝結(jié)。
屈子以“寧赴湘流”成就殉道絕唱，范仲淹卻“感極而悲”進(jìn)行反撥。當(dāng)洞庭化作“錦鱗游泳”的生機(jī)世界，《漁父》中“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”的逍遙，終于升華為“寵辱偕忘”的達(dá)觀之境。
當(dāng)屈子《離騷》“哀民生之多艱”的孤憤，遇見《思美人》“又無行媒兮”的郁結(jié)，范仲淹以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(yuǎn)則憂其君”將其淬煉為士大夫的永恒信條。
面對《懷沙》“知死不可讓，愿勿愛兮”的終極抉擇，他給出石破天驚的答案：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——堅定濟(jì)世永生的責(zé)任擔(dān)當(dāng)。
當(dāng)屈原《少司命》“悲莫悲兮生別離，樂莫樂兮新相知”，在范仲淹“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？”的浩嘆中發(fā)出共鳴聲，這座由《楚辭》棟梁架起來的岳陽樓，就不再是澄碧于汨羅鏡湖的洞庭秋月，而是高懸時空中一輪不墜的太陽。
